女人挺女人 28.08.2017
暑假來德國做研究最大的挑戰絕不是語言溝通的難題，而是因為碰上度假高峰期而難以約到訪談對象的痛苦。所有寫出的詢問信，要不就是直接轉成自動回覆系統，要不就是接獲對方客氣的回信：「啊，那時候我正在度假中，實在無法相約。」
也正是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下，每一個最後相約而成的訪談，對我來說都像是從天而降的好運；而每一個真正做成的訪談，也都讓我見識到她們不同的風貌。
柏林科技大學的女性委員會委員之一G還正在寫博士論文。我去到她辦公室的時候，她的小寶貝正咿咿呀呀的在地上爬著。以至，我們之間的訪談也只能在她餵食、哄睡寶寶之間有一搭沒一搭的進行。她現下的處境，正好清楚照見了一個走在學術之途上的女人，如何可能因此放棄學術之路，轉而選擇其他就業的可能：她為了希望多留時間照顧小孩，因此只能從事兼職的工作；兼職工作的低薪不足以支付托育孩子的費用，也因此無法有額外的時間進行論文書寫。於是，這個在大學裡推動性女性支持系統的人，自己並不打算繼續往學術之路邁進，而寧可開始選修教育學程，準備去當中學的數學老師。
而洪堡大學的女性委員會主席U女士，在這個領域則經驗豐富：她從數學老師轉行進入女性委員會工作。任職過程中待過不同大學，對於整個女行學術人員的支撐系統有相當清楚的掌握。當我問及為何女性學者在德國的比例特別低時，她所談到的面向個個都是關鍵：德國學術系統的特性、性別的歧視現象、女性角色的衝突、女人所面對的三K要求（Kind兒童、Küche廚房、Kirche教堂）。可是，即便如此，她們奮鬥如常，讓女性的百分比從個位數上升到將近30%。她期待有一天，學術工作能有一個新的圖像：無論女性或男性都可以在家庭與工作之間找到平衡點，而非「非此即彼」的二選一難題。
至於和柏林自由大學的女性委員會秘書M，我們只相約到一個領取資料的時間。但因為迷途遲到之故（見前「兩個高斯樂」），她在電話中告知會把資料放在大門口請我自取。就在我重新轉車找到另一個「高斯樂」時，一個中年女人抱著一個牛皮紙袋小碎步朝我跑來。在這樣的時間點一個東方女子出現在這毫不繁華且有些荒涼的地區，我想她很快就猜出我的身份。遞來資料夾，她說：「真是可惡啊！我剛剛放在門口要給您的袋子竟然就被拿走了，我只好趕快再準備了另一份。」那袋資料裡有相關的計畫說明，還有最新的統計數據，補足了網路上所不足的部份。而遞交完資料後，她帶著一串叮叮咚咚鑰匙立即就又小碎步的趕回辦公室去赴另外一個約了。
最後一個女性委員會的代表W，並未在原先的訪談規劃中。回到母校，原只打算針對個人進行訪談，但是，既來之，則試之。W女士在接獲我的詢問信件後，迅速在她度假前就安排了一個訪談時間，除了條理清晰的解說之外，她還協助我去信給十位女教授，詢問他們接受訪談的可能性。於是，就在我將要離開德國的前一天，終於真正可以訪談女性教授了！！！
G教授兩天前才剛從她的南非度假之旅回德，接獲了W女士的詢問信後，她立即回覆可以在我離開前安排訪談，那時，我的德國研究之旅也僅剩下兩天的時間了。
我到她辦公室的時候，她正端著水壺從樓上下來，我們在照面時立即認出彼此。於她，很容易，因為，我就是一個來自台灣的女性的樣貌；於我，也不難，因為她整個人看起來就是一派和氣的天使模樣。
這個年過五十的教授，是系上的唯一女性。來自一個與教育圈圈距離遙遠的家庭背景，學術之途原本並不是她生涯規劃中的願景。由於對女性議題的關注，對政治活動的熱切，在朋友的楷模示範下，開啟了她學術的視野及學術職涯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同她那一代大多數的女性學者一般，她早早在決定走上學術之路時，即以放棄生養小孩為代價。面對這點，她依然笑著說：「我可以永遠當個親切的阿姨（姑姑）！」；而因為丈夫為自由翻譯工作者（同時也因為是外國人），也因此可以隨著她的學術之路而漂泊於不同的城市之間。這兩點，大抵正是女性所需要面對的幾大難題之二。
做完了最後一個訪談，我的信箱中接獲了另一位K教授的回信。她因為剛生下寶寶，正在育嬰假中，所以無法安排當面訪談。但同意我把訪談問題寄給她，她願意用書面回覆。
我在心裡深深感謝這些女性對於這個研究所給予的支持！也深深祝福學術系統中可以有越來越多像K一樣的女性，可以生養小孩，也能成就學術！
